2,370 億美元——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（BNM）估算，若東盟出口型中小企未能及時綠色轉型，可能損失如此龐大的潛在收入。中小企在東盟經濟舉足輕重，於部分成員國貢獻 60% GDP 及 85% 就業。香港情況同樣貼近：本港 98% 企業 屬中小企，僱用 45% 私營就業人口，面對的市場壓力亦勢將臨門。

PIE Strategy 最近擔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（UNDP）、亞洲開發銀行（ADB） 及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出版的《東盟綠色價值鏈行動指南》研究夥伴及主筆。該指南於四月的「東盟財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議」期間發布，彙整馬來西亞 GVC 混合融資試點 經驗及逾 50 位政府、金融與產業領袖深度訪談，點出三大痛點：

 1. 商業誘因不足——當監管機構與買家均未要求碳數據，老闆很難看到短期回報；
 2. 能力缺口——排放係數像「火星文」，即使有免費工具，中小企也無從下手；
 3. 標準混亂——多重框架並存，供應商難以判斷哪個才「算數」。
在更新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的焦點小組中，香港中小企亦表達了類似疑慮。

六大槓桿──兩個即時可行的小步驟
行動指南將解決方案歸納為六大槓桿（監管、金融、供應鏈帶動、傳訊、數據、創新）。以下兩招，可讓香港企業快速起步：

1｜買家帶動
大型企業可在採購訂單加入簡易碳披露條款，例如「首年申報範圍一、二排放，第 3 年涵蓋範圍三」，並分擔軟件或審計的起步費。供應商得到清晰路線圖，買家亦取得日益重要的範圍三數據。

2｜把碳指標「貨幣化」
把排放係數當作匯率：耗電量 × 係數 = 二氧化碳當量（kg CO₂e）。先從用電、固定燃料及車用燃料著手；用「夠好」而非「完美」做起，先量度才有改進空間。

企業亦可引導供應商參與升級版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，利用免費資源及培訓提升碳與 ESG 知識，進一步鞏固以上兩項成果。

近年企業紛紛標榜ESG成就，卻頻現「漂綠」爭議。2023年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調查發現，過半「可持續發展基金」的宣稱與實際投資存在落差；日本金融廳亦對多家企業的減碳成效聲明發出整改令。當「可持續發展」淪為行銷話術，第三方認證便成為驗證企業真章的重要依據。

在芸芸國際認證中，B Corp（共益企業）以嚴謹而全面見稱。它從五大維度 — 環境保護、員工福祉、社區連結（含供應商）、客戶影響、企業管治 — 進行量化評估，要求企業不僅日常營運要落實良好治理，有效管理對持份者與環境的影響，更須透過核心業務創造實質社會價值。要通過這項被譽為可持續發展企業標竿的認證，企業必須在200分制評估中取得80分以上，並每三年接受重新驗證，確保持續進步。

然而，B Corp 不只是一個認證標誌，它的本質是一場全球企業革新運動: 當可持續發展實踐與核心業務無縫融合，社會使命便能成為驅動創新的引擎。目前，全球共有逾 9,500多家獲認證企業（2025年2月數據）共同踐行「商業向善」理念，證明盈利與社會使命能相輔相成，帶動更多企業以更負責任的方式經營。

香港現有三十多家 B Corps，大多是初創及中小企業，如主打無毒清潔用品的 Hyginova、堅持選用可持續木材製造家具，並通過維修服務延長家具壽命的 TREE、建構使命型人才中介平台的 Work For Impact，以及培育具社會意識人才的培訓公司Knowmium。作為香港首批 B Corps，PIE Strategy 自 2017 年創立起，便以認證標準自我鞭策；並在本地 B Corp 社群中結識各行各業的「同行者」，見證本地B Corp社群共同成長，更與「商界展關懷」企業形成協同效應：前者側重國際標準的系統化實踐，後者深耕本地社區關係，兩者皆為推動商業向善的關鍵力量。

整個 B Corp 認證過程猶如企業的深度體檢，從社會影響力評估、營運效率優化到品牌信任的建立，推動企業由「合規」邁向「創造價值」。對初創及中小企而言，面對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，第三方驗證能提升可信度、吸引理念契合的員工、客戶、投資者與合作夥伴。隨着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與日俱增，透過系統化檢視社會與環境影響，將可持續性深植商業基因，既能提升競爭力，亦可開拓更多業務機遇。

根據2024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(SDGs) 進度報告顯示，距離實踐2030年目標，全球高達83%目標未如進度、停滯，甚至倒退。有見及此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(UNDP) 建立《SDG 影響力標準》，這並非一套披露標準，而是一套最佳實踐指南和行動決策工具，當中以影響力評估與管理 (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, IMM) 作為核心。

舉例來說，企業進行義工服務和慈善捐款，善舉值得鼓勵，但如何確保有限的時間和資源用得其所，對持份者來說產生正面而非負面影響，是重要而非錦上添花？更重要的是，如何改善未來的決策？

近年，國際間已就影響力評估與管理 (IMM)，建立了一套共通的語言，讓投資者、企業、社會組織、政府部門等有共同的理解。簡單來說，無論透過哪些評估工具，都需要符合影響力 (Impact) 的五個面向，包括：造成了什麼改變 (What)，改變了誰 (Who)，改變程度有多廣多深 (How Much)， 對影響發生貢獻多少 (Contribution) 和風險 (Risk)。IMM框架可以幫助企業量化影響力，從而追蹤表現和對標。

透過《標準》和 IMM，企業甚至可以有系統地改善商業決策，例如投資決定、產品研發、資源分配、營運模式等，減少虛報與偽造影響力 (Impact Washing) 風險，更有助企業應對 SDGs 需要而創造商機。我們相信，面對可持續發展挑戰，企業可以發揮更核心作用，維持經濟、社會和環境系統穩定性。

今年七月，一項消費者調查訪問了1,199名香港消費者，以了解可持續發展對於消費行為的影響。逾八成受訪者年齡介乎18-49歲，主要涵蓋Z世代 (Gen Z) 及千禧世代 (Millennials)。

研究發現，近半數消費者曾因品牌不重視可持續發展而停止或減少光顧。同時，57%受訪者認為其喜愛品牌的可持續發展工作不足。可見消費者可能因品牌不重視可持續發展因素，而停止消費轉投同類品牌。

調查亦發現，僅3% 受訪者認為，品牌的可持續發展資訊與消費者完全無關。近八成受訪者（78%）曾為了選購更可持續的產品或服務，而付出更多費用。然而，只有 13% 受訪者表示平均而言會支付額外10%以上，可供作為產品定價參考。

PIE Strategy 作為獨立研究機構進行是次調查，希望讓業界掌握香港消費者的可持續消費行為習慣與期望，從而將可持續發展元素，注入企業的產品策略之中。

如果想了解更多研究結果，可免費下載《香港可持續消費調查2024》完整報告：
https://bit.ly/SustainableConsumption_PIE

即棄膠餐具首階段管制已經實施，有食肆改為提供木製或紙製等餐具，然而坊間有質疑指這些替代材料是否比較環保？有團體鼓勵重用餐具，但有市民憂慮在清洗、運輸過程涉及耗水和耗能，應如何從環保角度衡量？

回答這些問題，需要數據支持，以具科學基礎的方法判斷。環境生命週期評估（Environmental Life-cycle assessment，簡稱 ”LCA”）就是其中一個國際認可的方法。LCA 用於分析產品生命週期對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，從原料採購、生產、運輸、銷售、使用，以至廢棄或回收階段。

企業可以透過 LCA 量化產品的環境影響，從而制定改善產品環境表現的策略，並為產品環境影響提供實證。例如，一家提供回收金飾的公司曾於去年進行 LCA ，評估發現其回收金的碳排放相比從礦山提煉黃金，碳排放量能降低 99% 以上。綠色和平去年亦在東亞地區發表有關重用餐具的 LCA 研究，證實在香港每個重用杯比起即棄杯，能平均減少25% 的溫室氣體排放及 37% 的用水量。

LCA 能讓企業有系統地管理產品的環境影響，為企業的環保宣稱提供有科學根據的證據，在回應「漂綠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。與此同時，也為市民的消費選擇提供科學基礎。

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為聯合國所有成員國，於2015年一致通過的17個全球目標，旨在2030年前應對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挑戰，如消除貧困、應對氣候變化等。

SDGs不僅停留在國家政策層面，更與商業機構息息相關，透過洞悉社會未來發展方向和缺口，作為營商和投資的商機。SDGs也為無論跨界別持分者以至公眾，提供一個清晰的框架，攜手合作創造更好的社會和環境。

這17個SDGs，更可細分為169項可量化的具體指標。聯合國每年發表進度報告，公開指標的最新進展，是否達標，距離達標有多遠。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國家也會統計國內的SDGs數據和公開進度。中國甚至在2020年發表報告比較90個中國城市在落實SDGs的排名和進展。這些數據有助機構制定市場、產品和投資策略時，提供數據基礎。

距離2030年只剩下五年，能夠回應SDGs缺口的商業模式和技術，正正是潛在的商機。例如，現時目標13氣候行動的進度仍然滯後，國際社會、國家層面、以至投資者均加速引導資金，推動目標進展。

「ESG」和「可持續發展」兩個詞語經常在同一時間出現，亦會互相交換使用。惟兩個概念在本質上，是有一定分別的。

根據聯合國定義，可持續發展是「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，同時又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模式。」換言之，可持續發展所關注的，是個人和企業對世界的影響，目的為了維持整個環境、社會和經濟系統的可持續性。例如，在企業行為和投資決策層面，是如何影響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，會否產生過多的溫室氣體？能否促進公平社會？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相信，創造系統價值的同時，我們亦可以透過穩健的發展模式而得益。

ESG側重於環境、社會和管治因素為企業經營和投資者帶來的風險和機遇。ESG是商業上的考量，旨在確保企業和投資能產生可持續的長期財政回報。例如，企業和投資者可以因應分析氣候變化、社區參與、以及員工待遇等，會為企業或投資組合帶來哪些風險、品牌信譽影響和新商機。宏觀體系的可持續發展是副產品，而不是首先目標。